王叔女儿的照片最终没有寄过来。林峰说“你留着”,她就真的留着了。但几天后,他收到了一封信。不是快递,不是挂号信,是那种贴着邮票、盖了邮戳、被塞进楼下绿色邮筒里的信。信封是白色的,右下角写着寄件人的地址——王叔女儿的名字,一个林峰从未听说过的镇名。他没有急着拆。他把信放在茶几上,去厨房倒了杯水,坐到沙发上,把那杯水喝掉了一半,然后拿起了信封。
信封里没有信纸,只有一张折叠的纸,泛黄的,边缘有些破损,像是被折叠了很多次又展开、展开了又折叠。纸上的字迹是圆珠笔写的,蓝色墨水,已经褪得差不多了,但还能辨认。不是王叔女儿的字,不是王叔的字,是爷爷的。林峰一眼就认出来了——那些笔画,那些转折,那些微微向□□斜的字势,是爷爷的手笔。他见过太多次了,在日记本上,在照片背面,在梦里。他深吸了一口气,开始读。
“老王: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应该已经死了。也许死了很久了。不要来找我,你找不到的。你也不用找我,你该恨我。你有权利恨我。这三十年,你躺在那里,不能动,不能说,不能让人发现你还活着。是我让你变成那样的。我知道。我不求你原谅。我写这封信,不是求你原谅,是告诉你一件事。那口井快死了。不是我想让它死,是它自己快死了。门兽的规则是有漏洞的,我花了三十年找到了那个漏洞,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补了。我把那个漏洞告诉了林峰。他会替我做完。等他做完之后,那口井就会死。你自由了。不是我给你自由,是它还你自由。”
信到这里断了一下。下一段字迹更潦草,像是在很暗的光线下写的。
“老王,我不知道这封信你会不会看到。也许你看不到。也许你女儿会看到,也许她永远不会看到。但我想写。写了,就放在你床垫底下。你什么时候能翻到,就什么时候看。翻不到,就让它一直在那里。反正我死了,无所谓了。”
最后一句话,字迹突然变得工整了,像是在写完那些潦草的话之后,爷爷停了一下,重新蘸了笔,慢慢地、一笔一划地写下了最后这行字:“老王,对不起。”
林峰把那封信放在茶几上,拿起了信封。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,不是那张古井的照片,是另一张。彩色的,不大,三寸左右,边角有些卷曲。照片上是两个人,站在一棵树下,搭着肩膀,笑着。左边是年轻的爷爷,穿着军绿色外套,头发浓密,眼睛明亮。右边是一个不认识的人,圆脸,微胖,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,嘴角挂着一丝不太对称的笑。林峰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,然后认出来了。
是王叔。不是他在王叔家看到的那些老年照片里的王叔,不是病床上的王叔,不是井口发绿光的王叔,而是一个年轻的、健康的、没有经历过那口井的王叔。他站在爷爷旁边,搭着爷爷的肩膀,笑得很自然,不是摆拍的那种笑,而是朋友之间那种毫无防备的、真实的、瞬间的笑。
林峰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写着一行字,蓝色圆珠笔,是爷爷的字:“1990年秋,于人民公园。守正与建国。”“建国”。王叔的名字。林峰第一次知道王叔叫什么。不是“王叔”,不是“老王”,是“建国”。一个很普通的名字,和他那一代无数人共享的名字。但这个名字此刻落在他眼里,有一种说不出的重量。它让王叔从一个“证人”、一个“受害者”、一个“那口井的附属品”,变成了一个人。一个有名字的人,一个有朋友的人,一个会在秋天和好朋友去人民公园、搭着肩膀拍照的人。
林峰把信和照片一起放进了书桌的抽屉里,和爷爷的日记放在一起。日记旁边还有那截指骨——不,那截指骨在窗台上,在小盒子里。抽屉里放的是他复印的日记副本,原件他已经封存起来了,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什么地方是“安全的”,也许没有地方是安全的,但他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,放在一个他能够找到的地方。不是为了经常翻看,而是为了确认它们还在。
下午,他给王叔女儿打了一个电话。
“姐,信收到了。”
“嗯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是感冒了,又像是刚睡醒。
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我什么?”
“谢谢你把它寄给我。”林峰握着手机,站在窗前,看着窗外的天空。“那封信是你爸的。你不用给我。”
“我爸已经用不上了。你留着吧。那是你爷爷写的,应该由你保管。”
林峰沉默了几秒。“姐,你爸的名字,是建国吗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“你怎么知道?”
林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他换了一个问题:“你爸年轻的时候,是不是很喜欢拍照?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她又问了一遍,声音有些变了,不是警惕,是惊讶。
“我看到了你寄来的那张照片。你爸和我爷爷在人民公园拍的。1990年秋天。”
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了。林峰以为信号断了,看了一眼屏幕,还在通话中。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很小的、像是被捂住了嘴的声音。是哭声。不是嚎啕大哭,不是抽泣,而是一种压抑的、克制的、像是一个人不想让别人听到自己哭的声音。林峰没有说“别哭了”,没有说“没事的”,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。他只是握着手机,站在窗前,听着那头的声音。
过了大概一分钟,那个声音停了。